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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 以般若正见,观文化变迁 ——史幼波老师台湾百丈山力行佛学院讲授《禅宗见地与中华文化精义》侧记 』


2017年2月7日  字号:  浏览数:11

 

不读史不知世道之兴衰

 

2016年11月底,史幼波老师应邀前往台湾百丈山力行禅寺,为该寺佛学院系统讲授了《禅宗见地与中华文化精义》课程。由于力行禅寺以慧门禅师弘扬的看话禅为主修法门,史老师在讲授中多次将参禅实修的体验与所讲内容相融合,使学员能从义理和实修两方面获益。

 

本次史老师以中华几千年文化的变迁为经,以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为纬,系统阐述了佛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历程。这是一次对中华文化史的系统梳理,也是对汉传佛教发展史的综述。史老师提及,当年冯学成老师嘱咐他学习佛教史,因为学史才知世道、佛法之兴衰,才能对世道人心做出精确判断,也才能自度度人行菩萨道。

 

(授课现场)

 

 

先秦时代的文化道统

 

中华文化之道统,其核心精神与佛教大乘精神暗合,故有后来大乘佛教的传入与大兴。《尚书》中的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,被宋儒称为华夏道统的十六字真言,可谓从实修到证道这一历程的总结:从认识到人心不可靠,有了怖苦发心,走上修行之路,到一门深入,清除种种习气业障,最终无住生心,时时处在般若空性状态。

 

《易经·系辞》有云: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鮮矣。”又云:“易,無思也,無為也,寂然不動,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其中对生命和世界本源的描述,与佛道两家对真如、道体的描述并无二致。可见华夏民族的祖先对于终极真理早有体证,只是在秦汉时代出现了文化断层,先人的慧灯没能得到传续,直到汉末佛教传入,至唐宋盛極一時,中华古圣心灯方在禅宗的启发下被重新点燃。

 

 

魏晋玄学对佛教大兴的铺垫

 

史老师指出:“从三國兩晉到南北朝,中華文化進入新輪回。此期特點有三:一是魏晉玄學於社會上層開一代風氣;二是道教於社會底層興起並正式登臺;三是佛法東漸之潮流為中華文明注入新活力。玄學與道教一陰一陽,上下交通,遙相呼應。中國道教在此期間形成,影響中國社會文化近兩千年,至今不絕如縷。此期玄學獨盛,於佛法之漸次傳譯,大有裨益;也為隋唐大一統後中華文明之第二次高峰,種下了必然之因。”

 

魏晋时期玄学大兴,为此后佛教经典的传译,特别是般若学的传入,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石。般若学的空假中三观,空有之辩,只有借助老庄易三玄对“有”“无”的阐发理路,方能找到恰当的文字载体传译过来。比如鸠摩罗什大师对《金刚经》的翻译,就带有浓烈的玄学色彩,这种文化土壤的对接,使得罗什大师的译本在汉地广为流传。

 

王辅嗣弱冠诣裴徽,徽问曰:夫无者,诚万物之所资,圣人莫肯致言,而老子申之无已,何耶?弼曰:圣人体无,无又不可以训,故言必及有。老庄未免于有,恒训其所不足。(《世说新语》卷上之下《文学篇》)

 

旷然无忧患,寂然无思虑。又守之以一,养之以和,和理日济,同乎大顺。(嵇康《养生论》)

 

夫道而无语,名之而无名,视之而无形,听之而无声,则道之全焉。(何晏《道论》)

 

从王弼、嵇康、何晏等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中,可以清晰地看到有无之辩,尤其是对空性智慧“无”的重视。《金刚经》说“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”,史老师说,这句话可以理解为,一切贤圣都是因为体悟到“无”而诞生的。

 

至南北朝时期,佛教中国化历程持续前行,同时儒道思想与佛教传播互动,为佛教中国化垫定了基础。

 

夫至人虚心冥照,理无不统。怀六合于胸中,而灵鉴有余;镜万有于方寸,而其神常虚。至能拔玄根于未始,即群动以静心,恬淡渊默,妙契自然。所以处有不有,居无不无。居无不无,故不无于无;处有不有,故不有于有。故能不出有无,而不在有无者也。然则法无有无之相,圣无有无之知。圣无有无之知,则无心于内;法无有无之相,则无数于外。于外无数,于内无心,彼此寂灭,物我冥一,泊尔无朕,乃曰涅槃。(僧肇《肇论·涅槃无名论》)

 

僧肇大师的行文中,可以看出老庄思想与佛教般若中观思想已完全熔为一炉。史老师结合看话参禅法门,这样阐释僧肇大师所说的“至能拔玄根于未始”:话头深入到阿赖耶识深处,最后所有习气种子爆破,深入到种子还未显现的状态,就是拔玄根于未始。不要以为我们遇到的人事物是偶然的、实有的,所有人事物,我们以为是遇见的,其实都是阿赖耶识中种子因缘成熟后的一种显现。

 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大乘佛法基本成型,道生法师最先提出“顿悟”一说。但此时期的大师们多只是个人的成就,未形成宗派,影响力也就受到局限。至隋唐方才发展出天台、贤首等八大宗派,一时佛教走向极盛。而南宋以来,禅宗以看话参禅为主修法门,可谓一切法门之总持,因为所有法门都要经历向内探究且绕道较多,而看话参禅简单直截,强调以疑情剿绝情识达至顿悟。

 

 

(学员分享心得)

 

 

玄奘与慧能:佛教中国化之完成

 

史老师如此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完成:“佛教中国化之运动,历数百年,最终以天台、三论、贤首、禅、凈等诸宗之确立为成果。佛教中国化之真正完成,则有两大标志:其一,玄奘大师印度留学归来,将印度佛法之最高义理带回,从此中国人再无西向求学之意,而世界佛教之学术重心,亦由印度移至中国;其二,六祖慧能大师横空出世,中国禅宗至此大兴于世,完成了佛教义理在修行实践上的全面转化。”

 

玄奘大师取经归国后,全心投入到佛经的翻译工作当中,使得佛教的主要经典完成汉化。他的工作为佛教最终完成中国化作了不可或缺的铺垫,以此佛教才能在中国大兴,并于现当代反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。

 

“无相为体”者,尊大戒也。“无念为宗”者,尊大定也。“无住为本”者,尊大慧也。夫戒定慧者,三乘之达道也。夫妙心者,戒定慧之大资也。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,故曰大也。(宋·明教契蒿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》)

 

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,六祖大师的“无相”“无住”“无念”,也是以“无”为根基展开的。六祖的单刀直指,令人见性开悟,使禅宗顿悟法门成为中华文化金字塔塔尖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。而随着佛教大盛,儒道两家也多受滋养,势萎已久的儒家吸收了佛家的养分后,也再次凸显,终成儒释道三家鼎力之势。

 

史老师说:“隋唐之际,儒学式微,为佛道两家所掩。隋有文中子王通,隐居讲学著书于绛州白牛溪,有《中说》一书传世,为此后唐宋新儒学复兴之初啼。此后韩愈以文人之雄,著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师说》诸篇,承扬孟轲之气,推衍古圣道统,号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(苏轼语)。同时又有李翱,于韩愈亦师亦友,其著《复性书》三篇,可视为唐宋新儒学复兴之宣言。儒学自汉衰后重新确立,儒释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中华文化进入第二次高峰。”

 

人之所以为圣人者,性也。人之所以惑其性者,情也。喜怒哀惧爱恶欲,七者皆情之所为也。情既昏,性斯匿矣。非性之过也,七者循环而交来,故性不能充也。水之浑也,其流不清;火之烟也,其光不明。非水火清明之过。……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。虽然,情之所昏,交相攻伐,未始有穷,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。(唐·李翱《复性书》上篇)

 

李翱于参禅有省,其论说可见释儒两家杂糅的特点。他主张圣人之性与百姓之性原无差别,只因被七情覆盖,不能彰显,所以要去除七情的干扰,恢复本性,这与佛教转情识成智慧的主张毫无二致。

 

 

(史老师夫妇课后与慧门禅师外出行禅)

 

 

宋明理学:儒学重归中华文化正统

 

史老师总结宋明理学崛起的背景和过程:“唐末五代乱世之际,禅宗以其远遁山林之出世精神,不但未见衰微,更形成一花开五叶之繁荣局面。递延至北宋,沩仰、法眼二宗相继衰没,云门、临济、曹洞三宗则势如嵯峨,起伏辉映。宋之士大夫,几乎个个参禅,先明悟心性,后求证于中华上古圣学,尤其于《易》《庸》中得其玄旨,故开辟了宋代以下新儒学之大片天空,使儒家学术重回中华文化正统。”

 

周敦颐,字茂叔,舂陵人。初见晦堂心,问教外别传之旨,心谕之曰:“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,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,毕竟以何为道,夕死可耶?颜子不改其乐,所乐何事?但于此究竟,久久自然有个契合处。”又扣东林总禅师,总曰:“吾佛谓实际理地,即真实无妄。诚也!‘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’,资此实理;‘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’,正此实理。天地圣人之道,至诚而已!必要着一路实地工夫,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,不可只在言语上会。”又尝与总论性及理法界、事法界,至于理事交彻,冷然独会。遂着《太极图说》,语语出自东林口诀。因游庐山,乐其幽胜,遂筑室焉。时佛印了元寓鸾溪,颐谒之,相与讲道,问曰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禅门何谓无心是道?”元曰:“疑则别参。”颐曰:“参则不无,毕竟以何为道?”元曰:“满目青山一任看。”颐豁然有省。一日忽见窗前草生,乃曰:“与自家意思一般。”以偈呈元曰:“昔本不迷今不悟,心融境会豁幽潜。草深窗外松当道,尽日令人看不厌。”遂请元作青松社主,以媲白莲故事。颐尝叹曰:“吾此妙心,实启迪于黄龙,发明于佛印,然易理廓达,自非东林开遮,拂拭无繇,表里洞然。”颐后倡明道学,学者称为濂溪先生。(朱时恩《居士分灯录》)

 

寿昌问:“鸢飞鱼跃,何故仁便在其中?”先生良久,微笑曰:“公好说禅,这个亦略似禅,试将禅来说看。”寿昌对:“不敢。”曰:“莫是云在青天水在瓶么?”寿昌又不敢对。曰:“不妨试说看。”曰:“渠今正是我,我且不是渠。”曰:“何不道我今正是渠?”既而又曰:“须将中庸其余处一一理会,令教子细。到这个田地时,只恁地轻轻拈掇过,便自然理会得,更无所疑,亦不着问人。”(宋·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一十八)

 

周敦颐、朱熹、王阳明等,皆于禅门悟入,转身于儒家经典印证发挥。从朱熹、王阳明等人的语录中可以看出,其锻炼弟子,经常使用禅宗祖师棒喝截流的接引手法。宋明之际一干大儒在禅宗的启发下,使得儒学再次繁盛,形成中华文化的又一次高峰。可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吸收,对于原本文化的自我修复和反复确立至关重要。因此史老师在课程的最后总结中说:

 

“无论东方圣人之言教,还是西方三藏之圣典,禅者皆可信手拈来,大用现前,不存轨则,或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,或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。时至今日,吾人在此全球化之巨潮中,若欲续中华文化之命脉,荷担如来之正法,则人类文明之一切成果,无不可以入禅,无不可以为我所用,以此方有望开启中华文化复兴之新纪元。”

 

面对立志自度度人的力行佛学院学生,史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希冀:“本次讲学,主体论述至明代王阳明而止。明清以降,西学东渐,自邪片战争以来,中华文明渐至困顿衰败,遭遇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’(张之洞语),民气亦跌至历史最低谷。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之中华文化,陷入一损俱损之地,佛教之衰微,禅宗门庭之寥落,几无多少生气。然而,中华民族经历一个半世纪之苦难挣扎,仁人志士上下求索,前赴后继,不断寻求民族与文化之出路。时至今日,形势已如早春之回暖,曙光之初现,自此而后,端赖吾等有志君子,共同荷担此历史文化复兴之大使命也。”

 

课程结束后,学员们纷纷发表学习感想,表示第一次如此完整系统地了解到华夏道统的发展历史,对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也有了清晰可感的脉络。尤为难得的是,史老师一直将看话参禅法门与本课程结合讲授,使学员在知见和实修上都得到很大的受益,为接下来的冬制禅七做了很好的铺垫。寺里一些常住因为忙于禅七的准备工作,遗憾未能参加本课程,他们期待佛学院今后能更早邀请史老师来佛学院,以便现场熏习史老师精湛入微的讲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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